市场·政府·社会：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三重手段

张新宇，蔡小慎

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伊始，共同富裕即作为最质朴古老的理想之一成为普众苍生的恒久价值追求。共同富裕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p4)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继往开来的初心要义所在。建党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开辟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横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大时代，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努力，最终实现了从缺衣少食到总体达到小康生活水平，再到彻底歼灭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全体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由此整体跃升，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同富裕事业信心倍增。进入新发展阶段，站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新起点上，共同富裕除了表现为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事关治国理政基础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理论与实践议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也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要“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2](p23+66)因此，当前探讨共同富裕的实现逻辑进路恰逢其时、蕴意长远。

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者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一生致力于为无产阶级的富裕生活而奋斗，在批判性建构之基础上极富前瞻性地设想，未来人类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并客观科学地揭示了共同富裕实现的最一般物质基础与社会条件——社会物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3](p19-23)以及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决定分配，无论是形式还是对象皆是如此，可供分配的对象只能是生产的成果。如果没有持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缺乏必要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人们必然无法通过劳动实现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更无法创造历史，共同富裕即丧失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那就只有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4](p166)同时，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必须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化占有前提下，通过社会化生产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及“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将生产者为资本牟利致富的异化劳动变革为追求人人富裕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5](p300)由此不难发现，要“富裕”而不是“贫困”，既要“富裕”又要“共同”，实质上是马克思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规律理解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和重要维度。[6](p1-8)

在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正确指导下，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亿万民众开展了波澜壮阔的创造和美生活、逐梦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并因应时势变化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中国化，极大丰富了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概言之，即全体人民而非少数人的共同富裕；
是人的全面发展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全方位内容全面进步的共同富裕；
是体现公平正义的共同富裕；
也是表现形式、实践方式和实现时间等差别有序的共同富裕。深刻剖析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可以发现，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和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时代背景下，新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质上内含着更高生产力水平上全体人民生活质量的普遍改善，是“增长过程”和“结果分享”两个维度的有机统一，[7](p5-17)与马克思理解共同富裕的价值维度高度契合。

从增长过程维度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消除贫穷、防止两极分化基础上的普遍富裕，以社会财富的充分积累和GDP总量的持续增加为实现前提；
[8](p15-24)从结果分享维度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有所差别的共同富裕，但这些差别也仅指消灭了贫困后，在普遍富裕基础上存在的“大富”与“小富”的差距，最终以发展差距的不断缩小和社会成员分享发展成果能力的基本均衡为价值旨归。割裂二者关系或对任意维度的怠忽，都无法阐释其完整内涵，亦难以与其目标的政策取向最终适配。因此，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除对经济总量增长的特别关注外，还强调合理的分配差距，也即要在动态联系的过程中依次实现社会财富与人民收入的总体增长、全体人民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以及经济发展能够兼顾长远利益和种族存续且分配差距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这由低到高的三重目标，做到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内在统一。[9](p5-16+2)然而，可以洞见的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疆域辽远的人口大国，面对城乡、区域、群体间极不相称的资源占有条件和禀赋现状，实现共同富裕所强调的三重目标绝非易事一桩，不是纯粹的市场手段或政府手段主导所能轻易促成的。

长期以来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认为，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唯一有效手段，应当充分发挥其自发作用并最小化政府作用范围。诚然，在市场机制下，得益于效率与竞争等原则的共同作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确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空前发展，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奠定了共同富裕的必要物质基础。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就连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也未能实现共同富裕，反而在其经济繁荣的表象背后藏匿了日益严峻的贫富分化现象。根据最新的《美国民主情况》报告，“美国前10%富人人均年收入是后90%人口的9倍多，前1%富人人均年收入是后90%人口的40倍，而前0.1%富人人均年收入是后90%人口的196倍之多”，[10]表明纯粹的市场机制对于推动共同富裕既不完美更不是万能。同样，历史教训警示，对于推动共同富裕，纯粹的政府机制也孤掌难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要，我国实施了排斥市场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在特殊时期推动国家工业化初步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战略保障作用。但随着实践的发展,绝对主导的政府机制日渐暴露出“集中过多”“管控过死”等弊病，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囿于对各方面建设规律的认识不足，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在我国经济实践中不断长成并开始同公平与效率原则渐行渐远，日益消解了资源配置效率，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一定损伤，共同富裕愿景推进缓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吸取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下，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规律，不断探索、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解锁其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关联，将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确立为核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绩效的重要指标，进而不断协调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长期以来的经济实践也雄辩证明，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与政府机制的互融互构、互增互进，我国既没有像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长期囿于经济低速增长的怪圈，又不像绝大多数高收入经济体一样造成了差距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相反，在40余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在“时—空”双重维度上展现了超大规模经济体利用市场与政府手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动态图景，总体上塑造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大国形象，并持续推动共同富裕向更高阶目标跃升。

但我们也必须客观承认的是，尽管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居民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变大，但更未出现持续且明显的缩小之势，基本处于收入分配差距高位徘徊阶段，[11](p33-54，204-205)城乡、区域、行业发展差距也总体较大，表明当前我国市场机制主导的初次分配和政府机制主导的再分配对共同富裕的推动效果还有待强化，尤其是随着绝对贫困的彻底歼灭，再过多依赖政府再分配的直接帮扶帮助低收入者普遍富裕，从长远看政策空间较为有限，亟须在新的发展环境下发掘共同富裕长期渐进实现所需的持续稳定的社会内驱力。而随着我国经济快速腾飞带来民众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以及国家对社会互助机制的相关政策引导，运用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人力资源基础、物质经济基础和法律政策基础日益深厚。社会机制主导的第三次分配也日渐成为继市场与政府外的第三只改善收入与财富分配格局、缩小总体收入差距的“温柔之手”，持续激发着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12](p76-83,p157-158)

基于此，在系统辨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政府、社会三重机制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关联后，本文在借鉴唐任伍所提出的共同富裕“三轮驱动”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综合蔡昉、孙春晨等学者关于共同富裕三重分配逻辑的观点，[13](p3-18)[14](p87-92)建立市场、政府、社会“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以此擘画共同富裕的实现进路。在该框架下，有效市场遵循效率原则，基于做大做好“蛋糕”之目的，发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巩固壮大经济总量，奠定共同富裕坚实物质基础的作用；
有为政府遵循公平原则，基于切好分好“蛋糕”之目的，发挥精准调控，矫正初次分配不公，缩小贫富之差，兜底保障弱势群体，提升发展结果分享性的作用；
友爱社会遵循互助原则，基于激发社会力量自愿无偿奉献“蛋糕”之目的，使资源与财富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自发让渡与自由流动中趋于自主平衡，发挥提供共同富裕长期渐进实现所需的持续稳定的社会内生动力作用。[15](p49-58+2)

与世界经济的勃兴发展肇始于市场经济一般，当代中国经济的腾飞同样发轫于市场经济。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的较长时期内，囿于计划经济固有的财富创造和资源配置低效性，我国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直至“市场取向”的伟大改革迅猛掀起国家宏观制度变迁和微观机制创新的巨大浪潮，使政府绝对主导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的计划经济体制彻底转变为市场与政府协同发挥作用的“双轨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健全与完善，我国才得以再一次大踏步赶上世界经济发展大势，创造出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GDP总量迅猛增长至1143670亿元，较1978年的3678.7亿元约增长310倍，占全球经济比重预计超过18%，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基础上，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由1978年的171元增长至2021年的35128元，增长204倍多，人民生活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从苦难到相对富裕的巨大变革。相反，如若没有改革开放后充分唤醒万千市场主体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制度型开放与市场化改革，就必然没有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劲腾飞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四射，[16](p10)全体人民对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也必将由于所依赖的物质根底巩固乏力和持续销蚀而沦为柏拉图式的美好精神幻想。

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配置资源最为有效的工具，市场这一“有效之手”往往能够遵循效率原则，依靠价格、供求、竞争、风险等机制优势，在社会财富创造和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自发传递市场信号、均衡微观经济、刺激有效竞争、驱动局部利益、推进技术创新等比较优势。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下，我们党善于创新利用政党优势有效应对市场与政府“失灵”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超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17](p27-36)进而既能够极大促生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磅礴伟力，有效保障经济运行的活力与效率，又能够使社会财富迅速涌现，为共同富裕依托的物质根底巩固提供动力之源。因此，承认市场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已是目前各主流经济学派的普遍认识。[18](p3-18)甚至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富裕的唯一康庄大道”。[19](p4)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清醒看到，当前市场机制本身以及市场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还存在不少障碍性因素，制约着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财富创造，不利于共同富裕物质根底的充分构筑。因此，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就必须构建起有效市场，不断扫清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各类障碍。

第一，必须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是任何采取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都必须遵循的一般性经济规律，也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做大做好共同富裕物质“蛋糕”的优势所在。一是要严格防范计划经济惯性侵扰市场机制，积极解构政府及其决策者在计划经济惯性下形成的行政主导性冲动和权力扩张倾向。要在破除“官本位”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培育和强化不同行政部门行政主体的市场化观念和竞争性意识，并通过法律制度的持续供给加强对政府施政行为的有效约束，减少寻租和部门扩张等破坏市场机制行为的发生。二是要从深度和广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从根本上扭转市场配置资源在某些方面的从属局面。要善于利用价值规律、竞争机制、利益杠杆等市场功能性优势，准确传递市场供求信息，推动形成有效竞争，充分调动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促进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进步，使资源向优质、优速、高效益环节和企业集中，实现资源配置和财富创造的效率最优和效益最大，进而为共同富裕物质根基的全面构筑提供不竭的动力之源。

第二，必须培育和优化各类主体公平竞争和同等对待的市场环境。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真谛，是市场机制有效的重要体现，也是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生产活力、创造丰裕社会物质财富、缓释初次分配不公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实现各类市场主体的平等准入、有序竞争和有效监管。一是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原则，深度落实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混改”步伐，完善国有企业薪酬机制的市场化分配形式，提升国有资本收益能力，确保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依法有效使用生产要素。二是要围绕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规则，全面优化负面清单准入管理方式，逐步破除异质政策、地方保护、行业垄断等妨碍公平竞争的壁垒因素，推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全面落实“非禁即入”。三是要健全基本法律体系，完善产权司法保护，优化法治营商环境，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和改进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建立绿色举报通道，确保各类主体能够在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下，释放出更大的经济发展潜能，一道服务共同富裕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目标。

第三，必须完善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本质上同高质量发展方向相一致，[20](p15-29)对我国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必须要加快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完善要素报酬机制，为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创造基础条件。一是要促进资本市场良序发展，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动股票、债券等发行注册制改革，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常态化、法治化退出机制，增加金融服务有效供给，提高居民财产性收益。二是要优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公正长效合理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入市增值获益分配制度，持续探索混合产业用地供给，推动土地指标跨区域交易由试点向全面铺开，不断弥合城乡区域差距。三是要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有序流动，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劳动者技能技术评价机制、畅通劳动力与各类人才“城乡双向”的社会性流动渠道，保障城乡劳动者同工同酬，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四是要加快技术要素市场发展，健全科技成果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技术与资本要素融合发展，推动科技成果和新技术持续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五是要全力培育数据要素市场，通过建立覆盖全国的有偿数据共享平台，不断提升数据要素的资源价值及其在初次分配中的地位与功能。最终，让一切要素活力竞相迸发，以此保证经济增长质量持续“上台阶”，进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长期以来，有效市场通过充分竞争为社会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一方面极大提升了我国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根底和持续发展动力。然而，货币收入与财富的整体性增长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体在获得与占有上的共同富裕。在经济发展实践中，受制于自发盲目滞后等特性裹挟，市场机制既不万能更不完美，极易在“失灵”的状态下催生要素资源错配与低配、劣币驱逐良币、市场秩序波动等经济痼疾，经济社会发展红利由此难以自动公平惠及每一个体和地区，使得居民收入之差与城乡区域发展之差相对较大，并在持续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形成积累效应。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基尼系数自1994年以来始终保持在0.4这一国际警戒线之上，2020年高达0.468；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相对差值虽然由2013年的2.8倍下降到了2021年的2.5倍，但绝对差值却由2013年的17037元扩大至2021年的28481元，二者相对差值的下降幅度远不及绝对差值的扩大幅度；
就经济比重与经济增长速度而言，区域之间的发展也呈现明显的“南升北降”与“南快北慢”特征，一致构成了共同富裕的现实挑战。

在如此情势下，当政府“有为之手”缺位，将导致既存的公正性普惠局面随着初次分配公平性式微，最终背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归。如是，共同富裕社会的建成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尽管不同地区或个体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基于禀赋条件和行为能力所取得的经济回报差距明显，但政府长远规划和政策选择要倾向于通过“再分配”对市场机制主导的初次分配结果进行补偿和矫正性调节，以不断缩小甚至消除这种差别，体现发展结果的公平性、惠民性和分享性，进而保证共同富裕能够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第一，改进和优化税制结构。税收是有为政府进行再分配的重要财政性工具，对于“抑高、扩中、提低”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但当前我国税制结构不尽合理，间接税比重过高且具有明显的累退性，[21](p4-16)一定程度扩大了收入差距，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因此，一是要在巩固减税降费成果、充分保障必要公共支出的前提下，逐步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强化个人所得税累进效应，防止收入差距扩大化。二是要加强对高净值人群的税收征管，对超过一定额度的赠与和遗产征缴所得税，避免社会财富传承中的马太效应，降低财富阶层固化和流动性弱化的贫富差距风险。三是要重视对数字经济的税收征管，扩大综合所得的范围，加快将各类共享经济、分享经济、零工经济等数字形式中取得的收入纳入征税范围。四是从严治理偷逃税问题，肃清偷漏税不良风气，坚决维护社会公平，真正发挥税收平抑贫富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

第二，推进民生福祉均等共享。健全社会发展成果的均等共享机制，不仅有利于共同富裕公共事业基础的夯实和公共分配效能的激发，还能缓解社会各阶层缘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而出现的利益矛盾冲突。[22]一是要实现社会保障在城乡、区域、群体间的均衡发展。政府要适当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广大农村和困难群众的社会保障投入，引导欠发达地区经济效益良好的企业逐步建立养老保险的职业和企业年金以及补充医疗保险制度，推动城乡医疗、住房、就业、公共安全、网络文化和基本养老等方面的一体化发展。在此基础上，要特别注重发展欠发达地区和广大农村的基础与职业教育，防止由于受教育机会不公而导致的贫穷代际传递。二是推动文化服务均等化。既要在城市打造独具人文特色的新型公共文化场所，又要积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为农民提供多样性的文化产品，助力人民群众精神上的共同富裕。三是要提升社会保障的有效性。通过构建多维指标评价模型，逐户核定收入情况，再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合理的最低生活标准进行补贴。同时，也要建立动态财政补贴、奖惩与退出机制，对于积极致富者给予更多的政策帮扶，对于好逸恶劳者逐步减少补贴。

第三，夯实转移支付的兜底安全网。转移支付作为税收的重要补充，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又一灵活途径。一是均衡性转移支付与产业“造血”相配合，在继续加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等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基础上，扶持困难地区开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等新产业新业态，帮助临时困难群众及时跟上队伍，从源头切断大规模返贫风险，有效巩固共同富裕的前期成果。二是要相机建立“横纵一体”的转移支付机制，一方面国家要鼓励和引导发达地区主动对边远落后地区进行转移支付，另一方面各地区也要自发建立利益关联机制，形成“共担、共享、共赢”发展格局，实现区域间常态化的横向转移支付，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三是要对转移支付加强监管，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晰政府转移支付的资金预算、分配形式、绩效考核和退出机制等，防止财政资金被非法截留、挤占和挪用，也避免转移支付陷入“福利陷阱”和“养懒人陷阱”。

市场机制主导的物质财富创造与政府机制主导的再分配对于共同富裕而言不可或缺，但当前单凭市场与政府的“两轮驱动”还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发挥社会机制主导的第三次分配作用，打造共同富裕的“三轮驱动”格局。从客观条件看，是因为与脱贫攻坚相比，当前共同富裕的群体基数更加庞大，而相对贫困的诱贫因素更加复杂、识别任务更加艰巨、摆脱过程更加漫长，即便相对贫困群体参与高质量经济发展普遍提高了经济收入，但更深层次的精神文化贫困依旧存在，再过多依赖政府等外在性帮扶而不激发解决贫困问题的长效内驱动力，目标实现的动力之源便会整体式微。

从主观条件看，是因为社会机制主导的第三次分配本质上是一种融合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新型分配机制，具有推动共同富裕的长效性和稳定性。在这一机制下，全社会多种力量被广泛动员，并在道德信念、文化习惯、情感责任等影响下，能够自愿自主通过志愿行动、收入转移、慈善捐赠等柔性资源分配与传递方式纾困济弱，因而既具有“市场机制”的效率、“政府机制”的公平，又克服了“市场机制”的功利、“政府机制”的强制，是对市场和政府力量的有效补充与超越。除此之外，由于社会机制主导的第三次分配内生于社会力量的“利他心理”和“温情效应”，内在隐含着道德、精神、文化价值等多维力量因素，故人们参与第三次分配时，不仅能够满足自身社会交往的一般性需求，还能因为利他行为带来的精神愉悦，满足他人尊重的需求和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进而引导先富群体率先实现精神富裕，而道德榜样力量的牵引作用又将使其他群体在行为上产生持续性的效仿，[23](p20-29)由此使全体人民逐步实现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因此，当前要多措并举，充分挖掘社会机制主导的第三次分配作用，在全社会营造共创共荣、共增共进、共富共享的和谐进取氛围。

第一，必须拓展慈善公益主体体量。一是要在全社会加强慈善文化的教育宣传，要善于借助报纸、广播、抖音、微信短视频等新旧媒介持续报道慈善文明事迹，使慈善公益知识进课堂、进家庭、进社会、进头脑，鼓舞全社会成员发扬中华传统美德中共济互助、广济善助的善爱之举，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厚植慈善事业的社会土壤和群众基础。二是要完善慈善公益等回报社会的激励机制，既要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维护慈善主体的合法权益，取消对慈善公益组织分支机构、资金、人数规模等的不合理限制，正向扩大享受税收减免优惠的慈善主体范围，保障其在慈善信托、税款缴纳、金融贷款等方面的政策优惠；
又要采取恰当的反向利益倒逼手段，促使社会公众尤其是高收入阶层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或宣传。三是要通过技术赋能，大力发展网络慈善和数字公益，使宣传型、资助型、支持型慈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起来。

第二，必须改变慈善公益力量不平衡发展现状。一是针对慈善公益组织“东盛西疏”的不平衡发展状况，既要从体制机制上简化优化中西部地区慈善公益组织的认定流程，减少再分配对慈善志愿活动的制约性影响，畅通各类社会组织向慈善公益组织转变的渠道，增加中西部地区慈善公益行业的市场主体数量；
又要通过政策倾斜扩大中西部地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在灾害病险救助、城乡社区治理、老弱病残福利等民政民生领域公共服务的力度和范围。二是针对慈善公益捐赠“企业多、个人少”的不平衡发展现状，要降低个人捐赠门槛，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激励个人慈善捐赠的制度设计，不断提高“低成本、易管理、高稳定性”的个人捐赠比例，不断缩小群体间的贫富发展差距。

第三，必须尊重第三次分配的内在特点和规律。一是要充分尊重慈善志愿主体自愿自主纾困济弱的特点，按其真实意愿确定善物善款的帮扶对象和使用范围，不搞“杀富济贫”“强迫帮扶”和“道德绑架”，最大限度增加慈善志愿主体服务社会的成就感、获得感和被尊重感。二是必须尊重慈善志愿活动公开透明的规律，逐步形成政府监管、组织自控、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的多元监督机制，使第三次分配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更有效地化解和消除不同阶层间的紧张关系与心理落差，同时更好诉诸经济社会良好氛围的塑造，引导全社会成员共同践行社会责任和公益精神。

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关系家国稳定和人民福乐的重大议程，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将是一个动态长期的过程。新发展阶段，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友爱社会三重手段的共同驱动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蛋糕必然会越做越大，改革发展成果必然会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体，全体人民也必将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迈出更加坚实稳定的一大步，并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这一目标。与此同时，作为对上承接古代大同世界精神美学，对外畅联人类社会共同理想追求的公共文化产品，我国推动共同富裕的全部理论与实践，也必定会在引领中国人民谱写繁荣致富诗篇的同时，为世界有需要国家和地区的丰裕和谐社会建设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24](p13-25，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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