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战略哲学思考
■任俊华 谭阳阳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战略哲学教研室 北京 100080
党的二十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中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本质要求，对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取得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伟大胜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就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两者关系而言，实现共同富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价值目标，乡村振兴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路径，两者自身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具有自身崇高的“大战略”价值意蕴。然而，在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中，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五个方面仍存在着不足，剖析其不足，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是研究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战略驾驭论强调要重视事物发展内外部需求与条件，以及战略态势的阶段性发展，因此，要以战略审视与战略预见眼光来把握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发展矛盾。
战略价值论是指战略制定方根据自身性质宗旨和价值立场，结合理论基础、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对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所做出的符合自身所代表群体利益的价值论证。在战略哲学视域中，战略价值论是讨论一切战略规划、战略模式与战略实践的前提。就战略价值论的时空逻辑而言，其涵盖了阶段战略价值和长期战略；
就战略价值论的理论逻辑来说，其包括了基本战略价值和最高战略价值。这两个方面同属于战略价值论的最终形态，即“大战略”战略价值论。“大战略”思想由西方战略理论家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系统提出[1]，其思想同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确定战争的主要路线和指导战争的最高观点不是别的，只能是政治观念”[2]的战略主张一脉相承，又超越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的政治战略维度，进一步提出大战略思想是包括各国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战略阶段和战略模式；
同时，又将大战略、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进行区分和联系，勾画出一个既立足历史又基于当代的系统战略理论。但西方“大战略思想”实际上并未超越“战略服务于本国发展”的理论体系，仍囿于“虚幻的共同体”这一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桎梏。
战略哲学中的大战略理论是指一种超越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价值维度，由具体的战略根基、战略方案上升至战略最高价值和战略最终目的的理论化归纳与总结。大战略将军事战略、政治战略、经济战略以及文化战略等统摄于一个“战略聚集体”，是根植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基于人的解放程度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形态进行的价值总结。马克思将人的解放程度分为“对人的依赖”“对物的依赖”，最终演化到“自由全面的人”，同时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分为“自然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大战略的价值目标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使人类社会迈入“真正的共同体”。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从理论范畴而言，就是一种“大战略”思想。
2.1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要选择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乡村工作，全国上下打赢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伟大战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要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开展乡村振兴工作。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实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展的重要环节，其决定了我国一段时间的工作重心与发展目标，乡村振兴战略开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富裕，二是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奋斗的价值目标。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同属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重要环节。从本质上来说，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最高目标就是实现“大战略”价值目标。
2.2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
乡村振兴主要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这五个方面与共同富裕追求实现的物质富裕和思想富裕一脉相承。乡村振兴实现得好，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主体的人民才能更好地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而共同富裕的实现，即指追求人超越对“物的依赖”，实现物质与精神双重层面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同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大战略价值初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4]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其宗旨和目标是实现所有人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三农”问题得以解决，共同富裕才具有充足的实现条件。
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展的根本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主要基于两个方面开展。
一方面，是从以私有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搭建起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将财富集中于资产阶级手中，绝大部分人成为资产阶级创造价值的工具。而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就是要破除私有制，令生产资料不再成为资产阶级的阶级所属物。因此，马克思明确主张，私有制必须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是实现人从物质层面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即实现共同富裕中物质富裕的核心。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由全体社会成员组成的联合体共同占有并使用生产资料，人的生产不再受限于生产资料的限制，由此破除了资本主义的桎梏，形成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乡村振兴就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人的物质生产是为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阐发而展开，进而在乡村这个“联合体”中实现个人劳动的自由。
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对资本主义对人的价值异化和思想控制展开阐述，指出人在劳动过程中丧失了自我价值，人的意识形态成为资本主义对其进行掌控的工具，精神文明成为非自由的、满足资产阶级资本增值需求的特质。在社会生产中，重点表现在劳动与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相脱离。在城市与乡村两个方面的定位中，不仅存在地理区位意义上的划分，更在于人的生活模式存在区别。在城市，人们拥有多样化的物质生产资料，自身职业是由个人爱好、学历背景等因素决定，人拥有自由选择劳动方式和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力，人的劳动不再受限于生存需要，而是以满足个人价值追求为主导；
在乡村，由于生产资料的匮乏和生产关系的单一，人只能通过以耕种为主导的生产模式、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生产关系来进行劳动，其主要目的是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因此，乡村振兴强调要通过多方面来实现人的精神文化追求，在追求物质层面共同富裕的同时，还要实现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由此可见，只有在实现共产主义的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大战略基础上，人才能够真正实现自由全面发展。
2.3 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实现人对物质生产资料和个人劳动价值的自由把握，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劳动剥削不复存在，无论是劳动时间还是劳动报酬不再是能够异化人的价值的工具，人进一步实现对自我的成长与发展需求，人的发展成为目的，物质生产活动满足了人从“此岸”到“彼岸”的扬弃。通过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超越了“必然王国”中对人的制度限制、思想限制与劳动限制，共同富裕也自然成为实现和检验“自由王国”的价值标的。由此可见，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作为战略哲学视域中的“大战略”根基，其自身符合我国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价值追求，并且与人类自身解放和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相切合。
战略系统论是指对客观事物的发展形态、运行规律、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系统化研究和分析的理论。战略系统论依托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和唯物辩证法建立，主要对事物发展的全局与局部关系进行剖析。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发展全局，明确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坚持系统观念”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为我国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展指明了发展理念。系统观念为战略系统论提供了明确的方法论指引。从战略系统论来看，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存在3 个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其一，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问题，其对脱贫攻坚成果能否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是否顺利实施具有重要影响；
其二，乡村振兴面临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乡村振兴主体内生动力不强、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不高、乡村产业发展体系薄弱等问题；
其三，乡村振兴现阶段面临的问题将进一步对实现共同富裕产生系统性影响。因此，要从战略系统的视野出发，加强对当前乡村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探究，从而摆脱其发展掣肘。
3.1 产业振兴与共同富裕
产业振兴是实现农民增收与脱贫的经济基础，是解决农业农村这一现代化建设短板的核心战略。自脱贫攻坚战役取得全面胜利以来，我国脱贫地区特色主导产业产值、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不断增长；
同时，中央用于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的补助资金投入也不断增大，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充足条件。然而，目前脱贫地区产业发展仍存在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结构单一、对政策依赖性强的不足，乡村产业的规模化、市场化、多链化发展尚有待提升。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生产资源相对匮乏、传统生产方式竞争力不足、农业产品增值率不高等显著问题，给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全局发展带来了弊端。一方面，产业振兴决定了乡村振兴的成功与否，相对滞后的产业发展态势将导致乡村振兴全局缺乏内生动力，乡村居民相对落后的经济条件也会给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带来负累；
另一方面，振兴力度不够、体系薄弱也会导致乡村居民实现物质层面的富裕进度缓慢，并且进一步导致城乡贫富差距拉大，阻碍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3.2 人才振兴与共同富裕
人才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是新时代“三农”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关键要素。随着我国人才力量的不断发展，乡村人才呈现学科背景突出、领域覆盖广泛的特征，人才振兴促进了乡村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乡村建设变得更为快速，研究成果也得以更快实现。随着乡村脱贫攻坚的完成，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发展前景有限、配套服务不足的边缘落后地区，人才缺乏长期服务动力，导致乡村人才体系出现断层，人才资源逐步开始流失。同时，人才总量不足、优惠政策单一、队伍水平不高、服务意识淡薄等问题也成为影响乡村振兴长期发展的重要阻碍。对于共同富裕而言，“引才难、留才难、用才难”的乡村人才现象使其缺乏发展引擎。农村籍大学生毕业后返乡意愿不强，乡村人口老龄化现象持续加剧，导致乡村与城镇整体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乡村人才匮乏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短板。
3.3 文化振兴与共同富裕
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切实践和意识形态的综合，文化振兴是促进乡村精神文明繁荣发展的重要措施。脱贫攻坚战役为乡村文化扶贫奠定了坚实基础。相较于城市而言，在部分相对落后的乡村仍存在知识理念匮乏、信息接受闭塞、低俗文化泛滥、文化产业滞后等现象，这制约了乡村居民精神面貌的提升、思想观念的进步和个人素质的提升。“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在对乡村进行“文化铸魂”的过程中，仍存在一系列不足。譬如，基层组织对乡村文化建设重视不够、传统文化保护力度不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高等现象依然存在，文化设施的投入与乡村居民的切实文化需求也存在脱节。这些问题给乡村振兴的全局性发展增添阻碍。同时，共同富裕旨在实现所有人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富裕，文化振兴就是为了使人们精神水平得以提高，但乡村文化建设的现有问题导致乡村居民在精神文化层面出现了短板，扰乱了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系统前进步伐。
3.4 生态振兴与共同富裕
自脱贫攻坚战役取得全面胜利以来，乡村生态获得了显著改善。然而，伴随乡村工业的不断发展，在传统生态建设中工业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农作物燃烧污染等现象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乡村人居生态环境也遇到了新的挑战。譬如，乡村物流业、旅游业、交通业的发展使乡村人流量剧增、生活垃圾处理不完善、“厕所革命”不彻底等弊端也逐渐显现。对于乡村振兴而言，生态治理面临着更为复杂化、多样化的挑战。“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5]生态环境作为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才能实现乡村社会生产力的提升，而在实现产业振兴的过程之中，必须要处理好生态振兴与产业振兴的关系，避免产业振兴对生态振兴形成发展桎梏。要实现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所在。如何调和生态宜居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矛盾，使两者并驾齐驱，成为乡村振兴系统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6]，人作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自身对生态系统具有重要影响，稳定、繁荣的生态系统也为人的一切实践带来积极价值。同时，乡村作为生态文明的重要支撑，是维护生态环境系统稳定的地域条件，也是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基础。因此，系统解决生态振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
3.5 组织振兴与共同富裕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组织积极发挥自身战斗堡垒作用，站稳群众立场、坚持群众观点、走好群众路线，取得了决胜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但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过程中，当前乡村组织人才储备不足、基层干部组织水平参差不齐、基层组织管理机制不完善、组织管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依然存在，这也是组织振兴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对于乡村振兴全局而言，一方面，建设农村基础党组织、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核心的组织体系，是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和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关键要求；
另一方面，组织振兴是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的根本保障。因此，需要进一步破解当前乡村治理主体单一、各组织定位不清晰、责任意识薄弱等问题，使组织振兴在为乡村振兴提供保障的同时，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的稳步实现。
综上所述，基于战略系统论可见，当前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仍面临着一系列发展问题。无论是巩固发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还是实现共同富裕，其中的现实不足和内在弊端均给自身带来了发展桎梏。因此，要进一步从战略决策的高度，切实解决、调和现有问题，使之为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全局性价值。
战略决策论是指立足客观事物发展的全局与局部关系，对一段时期内战略主体和战略目标之间影响关系进行科学研判后，所得出的具有实践意义的、能够指导战略行为的理论。战略决策论的主要内涵是研究目标与手段的效用性价值，战略目标的制定与战术手段的匹配是战略决策论研究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7]一方面，基于战略决策论来看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可知，实现共同富裕是开展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手段，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则是促进乡村振兴发展，使之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手段。这三者相互联系又对立统一。另一方面，要解决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面临的现实问题，涉及战略手段层面，需要立足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与组织振兴进行具体探讨。
4.1 应对产业振兴问题
马克思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产业振兴不仅是满足所有人达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还是实现人们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必要条件。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事业开展的经济基础，其实践方式决定了共同富裕能否走向胜利。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农业、乡村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服务业等乡村核心产业方面实现了飞速增长，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为提高农民收入提供了丰富条件。产业振兴从物质层面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通过对乡村特色资源禀赋、乡村经济体系的把握，在促进乡村经济惠及人民的同时，也给乡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两者的共同发展带来了助力。要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战略目标，乡村振兴需要进一步根据结合科技变革带来的生产力提高，来促进乡村经济多维度、长久性发展，为乡村产业赋予力量。
具体来看，一是要加大乡村产业基建投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要充分考虑不同技术模式的地域性和适应性，在道路贯通、电力保障、房屋改造等方面不断提高建造标准。二是要依托开发本土资源禀赋。农作物资源的开发与使用要结合区域土壤、气候、成果特色，加大农业规模种植的扶持力度，引导打造自身品牌效应。三是要加快农业产业数字化建设。要大力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型数字化技术在水利、公路、冷链物流等方面的实施，促进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数字化转型。四是要促进各项产业融合发展。要围绕农业全产业供应链与分销链，将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具有乡村特色的产业集群，不断提高农业产业产品附加值。
4.2 应对人才振兴问题
人才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人才培养得好，乡村才能取得长足发展，共同富裕才能真正在富饶、强大的乡村基础上得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其中，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必须要为乡村振兴大力培育人才，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不断发现人才，聚集天下英才，使人才为实现共同富裕贡献自身价值。
具体而言，一是要拓宽乡村人才引进渠道。实施高层次农业人才引进计划，打造各地农业人才管理基地。将高校毕业“三支一扶”计划与乡村振兴进一步结合，在人才工程项目申报、服务期满离乡就业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为人才返乡创业就业营造良好氛围。二是要完善乡村人才保障体系。搭建由省市一级主管的乡村人才服务平台，加大农业人才资金投入，不断完善乡村人才生活保障和工作保障。三是要增强乡村人才培养力度。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在生产经营、专业技能、社会服务等方面，利用主题培训、实地教学、集中授课等方式拓宽培养模式和发展渠道，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推动农民向适应当前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转型。四是要创新乡村人才评价体系。放宽乡村人才准入机制，要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建立乡村人才技能等级评价制度，分时段、分周期对乡村人才进行考核，对做出突出成绩者予以恰当奖励。
4.3 应对文化振兴问题
共同富裕需要实现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富裕。其中，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中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促进精神文化层面共同富裕的核心方式。乡村振兴的铸魂就是要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社会先进文化和传播光荣革命文化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得以进一步提高。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要进一步坚持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相结合，通过文化产生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进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
具体来看，一是要促进优秀文化入脑入心。立足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大力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传统优秀文化，并围绕精神文明创建，开展一系列乡村道德评选活动。二是要创新乡村精神宣传机制。立足网络电视、移动终端等现代化宣传方式，结合传统文艺作品以及百姓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不断提振广大乡村居民精气神。三是要深挖乡村本土文化潜力。立足乡村本土红色资源与传统文化资源，将乡村文化与旅游业、农业产业等相结合，使文化价值进一步转化为产业价值。四是要塑造乡村特色文化品牌。结合非遗文化、民族服饰等，加大乡村文化品牌建设，开拓特色农产品打造、销售渠道。
4.4 应对生态振兴问题
生态文明是共同富裕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6]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最新文明形态，既体现了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又是社会生产的重要立足点和关切点。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其中核心标志是社会发展模式由以谋求经济增长、忽视环境影响为核心，发展到在追求物质发展的同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将生态环境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这鲜明地彰显了生态文明的时代特征，也是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之间在生态文明领域的核心关联。生态振兴作为共同富裕的环境基础，需要切实把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内涵。乡村生态环境的建设要将生态与产业进一步结合，实现“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共同发展，令“绿水青山”为人民群众提供美好宜居环境，转化为促进乡村振兴进一步发展向共同富裕迈进的“金山银山”。
具体而言，一是要完善乡村生态法制法规。要分门别类制定与乡村生态资源切合的制度体系，在土地资源开发、产业产品污染、生活垃圾回收等方面加强制度约束，全面贯彻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乡村振兴战略。二是要强化生态建设资金投入。在开展农村人均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加强“厕所革命”、村庄清洁施工方等资金保障；
建立乡村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保障百姓切身利益。三是要提升乡村生态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村规民约贯彻力度，弘扬保护环境、爱惜环境的正确理念，加强乡村居民自我健康知识普及。四是要促进生态产业并驾齐驱。在发展产业过程中，要对造成和可能造成污染的产业严格监督，毫不动摇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正确发展理念，要督促乡村居民主动进行生产垃圾分类。
4.5 应对组织振兴问题
组织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第一工程”，是通过乡村振兴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保障。一方面，组织振兴的首要内容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乡村振兴一切事业开展的基石，也是抓好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这一系统的根本原则。乡村振兴的实践开展，必须充分发挥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主心骨作用，为实现共同富裕带来组织保障。另一方面，组织振兴的核心就是通过培养和选拔造就一批先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进入乡村，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为乡村振兴事业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撑。党员干部对待乡村的热爱是自身的价值归宿，清正廉洁、为民务实的农村党组织集体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具体来看，一是要压实乡村治理主体责任。乡村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对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以及村民自治组织的管理和引导，改变传统乡村单一治理的模式，凝聚各方力量，促进形成多元共治的乡村治理生动局面。二是要明确乡村组织职责定位。各乡村组织要定期向党组织汇报工作，严格遵守自身工作准则和切实要求，深入群众，发挥自身在乡村振兴中的组织力量作用。三是要提高乡村治理组织能力。定期开展各乡村组织理论水平、服务水平培训活动，邀请专家、学者通过课堂讲授、现场教学等方式，对各乡村组织进行“补课充电”。四是要健全乡村治理监督体系。在资金流向、资产申报等方面设立专项监管部分，搭建民情反馈、违纪举报渠道，使各乡村组织切实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战略驾驭论是指立足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战略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内外部需求与挑战，以及战略态势的阶段性发展，做好充分的战略审视与战略预见，从而谋得战略主动，通过局部胜利和阶段胜利最终取得战略整体的胜利。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已经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正在大步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全面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伟大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擘画了详细的、不同阶段的战略规划：“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21 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3]但“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3]。因此，对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而言，如何在两者动态向前发展的过程中，面对各种战略新要素而坚定步伐，始终保持稳步推进态势，需要予以深刻思考。
其一，面对当前国际发展形势，我国需要加快推进乡村振兴，进而实现共同富裕。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伴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在各方面事业主动挑起的对立，中国自身发展的脚步必须更加快速，自身强大才能更好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一关键的历史节点，我国依托实际情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除了国内发展需求外，还有抵御外来压力的重要战略意义。此外，当今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优势超越了传统的物质生产资料、地理区位等“比较优势”范畴，发展到以产业发展能力、人才培育能力、文化发展能力、生态保护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为核心的“竞争优势”阶段，因此，我国需要大力提升自身“竞争优势”，通过汇聚乡村力量为全面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保障。
其二，面对新时代新征程，要持续推进乡村事业高质量发展，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8]。当前，乡村振兴事业的全面推进还面临一些大的发展问题。譬如，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等。这些问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切实体现。因此，解决这些大的发展问题，通过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全国人民 通往美好生活的新道路，以振兴的乡村助力我国全面发展、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至关重要。也只有在实现乡村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其三，在人类社会面临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要紧跟步伐发展乡村振兴，进而实现人们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富裕。随着科技革命的来临，人类社会进入了以虚拟数字为基础的“第五空间”，资本主义通过网络空间形成了数字资本主义，即“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与工具”[9]。数字资本主义的产生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态，其通过对数据要素、数字技术的占有，进而实现对数字时代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占有。数字资本主义秉承传统资本主义对人的剥削本质，将实现资本增值作为根本目的。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数字技术在乡村产业的运用程度大幅增加，互联网技术成为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核心力量；
同时，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也很大程度上依赖数字平台来予以传达。在此过程中，数字资本主义通过对数字化生产关系的把控以及对网络空间数据推送的掌握，对乡村劳动的剥削具有极大的便捷性，并且对人的意识形态影响也拥有以往并不具备的全方位、深层次渗透性，对人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自由发展带来隐匿威胁。因此，我国乡村振兴要牢牢警惕数字资本主义这一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加大组织管理力度，为建设和谐美丽的现代化新农村、实现人们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富裕而不断提升战略驾驭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