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学校体育的危与机：知觉运动能力的角色定位

于阳阳 韩波

(南京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由于暴发性与不可预测性，其在心理学上被认为是创伤应激性事件。儿童青少年时期处于个体神经系统发育的关键期和敏感期，该类事件的发生极易对认知、情绪和行为造成影响［1］。疫情期间，学校和公共场所的关闭以及对社交隔离的倡导，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儿童青少年的受教育时间和社会活动空间。另外，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家庭收入下降、生活节奏改变间接成为儿童青少年的压力和应激来源［2］。同时，限制人员流动的防疫政策使儿童青少年缺少与朋友、教师或医生接触的机会，外部监督“被动失职”造成早年应激性事件、躯体或情感虐待以及缺乏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PA）等负面经历［3］。作为一场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对“健康中国2030”战略背景下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自2023年1月8日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正式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这是2020年1月20日以来中国开始实施严格的传染病甲类防控措施后，疫情防控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4］。虽然各项隔离措施和限制条件被逐步取消，复工复学等事宜也有序推进，但后疫情时代“长新冠”问题对很大一部分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仍然难以祛除。国内外多项研究报告表明，长期缺乏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导致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上升，而超重和肥胖会限制心理运动能力（Psychomotor Ability），进而导致歧视、低自尊、失眠和抑郁等现象的增加［5-7］。

此外，不规律的久坐行为和屏幕时间也可能造成视力下降。有研究指出，疫情期间仅有7%的青少年久坐时间低于4h，而屏幕时间在4～10h 的青少年占比达到了70%左右［8］。由于缺乏社交活动与必要的运动训练，儿童青少年自我调节能力显著低于疫情前的水平，研究发现，已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省级比例（中国大陆31 个省份每百万人口已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比例）与消极情绪得分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9］。

面对这场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各级人民政府、卫生健康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全方位齐心协力，共渡难关。随着疫情防控成效的不断巩固和拓展，我国最终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而后疫情时代遗存的儿童青少年体适能问题也随之成为学校体育教育亟须解决的重要议题。该文基于疫情引发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失衡、体质不健等疑难问题，阐释知觉运动能力的基本内涵和发展前景，以此作为回应后疫情时代，构建学生运动能力评价体系的价值逻辑，以期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和社会健康。

心理运动学习（Psychomotor learning）是由周围环境信息引导的、有组织的肌肉活动模式的发展［10］。美国心理学家埃德温·弗莱施曼将心理运动能力概括为个体意识对精细动作和动作协调的支配能力，是从感知到运动的过程及其相互协调活动的能力［11］。缝纫、传球、打字、弹钢琴、掷飞镖、足球运球等项目在行为表现上，也被称为感觉运动和知觉运动技能（Sensorimotor and perceptual motor skills）。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对某项运动技能的掌握程度很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动机、唤醒水平、绩效反馈以及在连续练习期间纠正错误所获得的奖赏效应。此外，根据大多数理论家的说法，个体分析运动任务机制的能力、语言能力以及其他智力和感知特质也可能会影响技能习得。良好的心理运动能力对个体运动技能具身习得［12］产生积极效益，并为培养终身体育意识和塑造健全人格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心理运动学习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能力与技能习得之间的联系、个体在不同学习任务中的表现差异以及相关实验研究的标准化的视域，正逐渐从涉及肌肉运动的外显性操作转向内隐性的感知觉运动技能。在其备受关注的领域中，知觉运动能力（Perceptual motor ability）作为实验心理学中人类学习和绩效的专题研究之一，特别关注涉及手臂、手、手指和脚的协调的学习活动，并且在构建个体任务操作的身心要素方面扮演着潜在但重要的角色［13-15］。因此，对于知觉运动能力的研究，将为发展有效的学习策略和技能培训提供指导，并有望推动该领域的发展。

2.1 知觉运动能力的发展与现实壁垒

知觉运动能力是心理运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在执行需要运动、协调和感知的任务中，个体在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输入的基础上能够快速和准确地进行反应和运动的能力。这种能力通常涉及感官、中枢神经系统和肌肉运动系统之间的复杂协调和交互，并通过对环境信息的加工和处理来指导和控制运动。知觉运动技能涵盖广泛的动作技能，如手眼协调、空间定向、反应时间、灵敏性和准确性。埃德温·弗莱施曼对知觉运动能力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持续了近40年，他的研究为了解运动能力与运动技能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建立了一种运动能力分类方法，并通过分析知觉运动测试问卷的结果，创立了一种“人类知觉运动能力分类法［16］”，分类目标是“通过界定最少的能力类别并使其最大限度地适用于最多种类的运动技能”（见表1）。

表1 弗莱施曼（1972）知觉运动能力类别表

当然，不应认为弗莱施曼的知觉运动能力分类法毫无遗漏地涵盖了与运动技能有关的所有运动能力，因为其中缺乏视敏度、视觉追踪能力、眼脚协调性等方面的能力［17］。尽管如此，应当意识到，知觉运动能力在体育运动、舞蹈、音乐、交通安全等行业领域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身心要素。知觉运动能力的发展贯穿整个儿童期和青春期，并可以通过训练将能力继续提高到成年期，针对性练习有助于提高反应速度和运动精度，增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提高运动技能和表现水平。因此，从儿童时期开始的学校体育教学内容就应该涉及对知觉运动技能的训练。

然而，在国内学校体育教学中，知觉运动能力经常因为几个主要原因被忽视。第一，长期以来，教师和教练过于注重对体能的锻炼，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促进特定的运动技能或培养学生的力量和耐力素质上。而这可能会掩盖知觉运动能力在从事各项身体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二，缺乏对一般运动表现的认知和感知方面的强调。尽管教学内容或多或少涉及知觉运动技能，如篮球运球、排球传球、健美操V字步等，但更多人倾向将体育运动视为依赖于力量、耐力和柔韧的身体活动，而对涉及复杂认知和感知过程的知觉运动能力知之甚少。第三，评估和训练知觉运动能力比运动训练的其他方面更具挑战性。知觉运动能力训练涉及复杂的虚拟现实技术或基于计算机的训练项目，成本高昂、技术要求高等客观问题进一步限制了知觉运动能力的普及。尽管存在这些现实问题，但鉴于知觉运动能力在运动表现中的积极作用，人们越来越关注如何开发和实施训练计划以提高这些能力，关于如何将知觉运动技能更好地融入中小学体育教学环节中，值得被进一步探索。

2.2 从实验室走向操场：提高普适性成为发展知觉运动能力的前决条件

由于涉及复杂的身体和认知技能的综合表现，目前实验室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知觉运动能力进行评估和测试。第一，标准化测试。标准化测试用于评估受试者的整体知觉运动能力，这些测试通常包含一系列评估感知觉运动能力的任务，如手眼协调、平衡、反应时间和空间定向。常用的评估手段包括基于Marker点的动作捕捉、三轴加速度计、测力台、肌电图、星形偏移平衡测试（Star Excursion Balance Tests，SEBT）等。第二，观察性评估。观察性评估包括观察受试者执行与知觉运动能力相关任务的表现。观察者可以根据特定的标准来评估受试者的表现，如协调模式、时间和准确性。一般采用视频分析、视频遮挡［18］（Video Occlusion）、3D多目标跟踪［19］（3D-Multiple Object Tracking）等方法。第三，自我报告。自我报告用以评估受试者在知觉运动技能操作中的自我感知情况，主要包括受试者对完成运动技能的信心、动机、需要和态度等方面。通常采用仿真场景眩晕问卷［20］（Simulator Sickness Questionnaire，SSQ）、内感受意识多维评估问卷［21］（The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of Interoceptive Awareness，MAIA）、运动敏感性测试［22］（The Motion Sensitivity Test，MST）等量表。

然而，知觉运动能力的评估大多局限于专业运动员和运动康复治疗［23-28］，让学校体育评价水准达到实验室级别是不现实的。在评估知觉运动能力时，不仅要考虑到受试者的年龄、身体机能发展水平和文化背景差异，还要建立普适、科学、有效的评估方法，这对构筑学校体育知觉运动能力培养与评价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校体育事业作为国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积极应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给各项体育事业带来的冲击，深刻思考后疫情时代学校体育事业的发展对策和路径，成为学校体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诉求［29］。为建立渐进有效的恢复机制，促进后疫情时代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各省市教育厅于2023年相继发布春季学期学校体育工作的通知，明确各设区市中考体育正常实施，可调减高强度、高负荷考试项目，如暂停50 m跑，1 000 m跑（男）、800 m跑（女），50 m游泳等。同时，各校单位结合学生返校前后的健康摸排情况，组织医院专家、体育教师及家长代表定期开展座谈会，强调在实行综合性评价的前提下，更加注重过程性评价和定性评价。

在后疫情时期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常规的体质测试项目被延迟或暂停，通过体能要求较低的知觉运动技能训练来减轻学生心理负担、提高适应能力、促进身体健康，并以此填补中小学体育教育终结性评价的真空期显得尤为重要。与走、跑、跳、投等基本运动技能不同，知觉运动能力的发展将儿童青少年的感知觉与身体活动联系起来，涉及了从简单到更复杂的大脑功能［30］。通过掌握必要的知觉运动技能，帮助儿童青少年完成复杂而不熟悉的任务，为更积极地、独立地完成日常活动奠定基础，并自信地与周围环境互动。该文根据弗莱施曼的知觉运动能力分类法和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归纳总结了六点儿童青少年知觉运动能力重点培养方面以及适用于学校体育教学的运动技能案例（见表2）。

表2 儿童青少年知觉运动能力培养方向与实例

此外，后疫情时代的体育教学应当注意几点。第一，以过程性评价和定性评价为主。一直以来我国的体育教育发展实践始终围绕以应试和竞技为主的价值展开，然而由疫情引发的社会对健康意识的觉醒及个体对身体认知的价值转向，使这一思想和理念逐渐转为探讨“如何通过身体素养的培育收获终身健康的知识、能力和自信”［31］。过程性评价和定性评价成为后疫情时代身体认知教育和心理危机干预的重要手段。第二，以低负荷的运动技能为主。感染新冠病毒，意味着个体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主动降低运动强度、运动频率和运动时间，低负荷运动技能训练有助于恢复身体素质，避免运动损伤，建立运动参与的自尊与自信。第三，重视以体育游戏为促进手段的教学形式。相较于竞技运动，类型丰富、趣味性强、接受度高等特点使体育游戏在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培养交际能力，缓解疲劳与压力，重塑规则意识，涵养精神生活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第四，关注弱势群体。因疫情导致的某些心理疾病（如抑郁症、焦虑症、心理障碍等）、运动损伤（骨折、半月板损伤、肌肉拉伤等）也会影响运动能力，这类人则需要特定的康复或训练来恢复或弥补缺陷［32］。第五，赋予生命教育新的内涵和外延。疫情突发的风险性以及基于风险防控的不确定性都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应激源，从某种程度上暴露出我国教育思想中生命教育的欠缺。将生命教育引入体育教育，引导更广大的学生参与体育锻炼实践，通过体育文化特殊载体培养社会适应能力，揭示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这也是后疫情时代生活教育的目标指向。

如何纾解基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引发的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运动缺失、适应能力下降、精神心理问题等现实困境，成为后疫情时代学校体育事业必须深刻思考并迅速采取行动的基本逻辑。在体质测试、中高强度体育锻炼不可避免地被推迟或暂停的“真空期”，知觉运动技能训练成为评估学生运动能力、恢复身心健康的重要方式，具有较高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培知觉运动能力培养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专业人员在学生年龄和练习阶段早期加以系统、科学的指导。因此，拓展思想层面的传统理论边界、构建体育与健康评估体系、提高教师专业知识素养是反思、完善和补充后疫情时代学校体育教育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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